三八九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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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序（第1页）

《八犬传》，全称为《南总里见八犬传》，是日本江户文学名著，同时也是日本文学史上罕见的长篇巨著，至今尚有较深远的影响。曾被日本学者比作雨果的《悲惨世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和曹雪芹的《红楼梦》。1990年，日本岩波书店与《红楼梦》的日译本同时推出了一套全十册的《八犬传》新版本，称这两部书是中日两大传奇小说巨著。

这部作品是江户时代著名小说家曲亭马琴（1767～1848），从文化十一年（1814）到天保十三年（1842），用了二十八年时间写成的。马琴本姓泷泽，曲亭是他以我国的“霸陵曲亭”典故所取的笔名，另有蓑笠渔隐，也是他的常用笔名之一。马琴是个多产作家，仅读本类小说就有四十多部，《八犬传》无疑是代表作，自问世后便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1883年出版的依田百川（号学海）的《谭海》中，对《八犬传》是这样赞誉的：“文辞绝妙，引证精博，海内莫不读马琴之书焉，而《八犬传》最著云。书贾雕工，日踵其门，待一纸成刻一纸，一篇成刻一篇，万本立售，远迩争观。（当时发市之盛，闻之目击者，张灯彻夜云。）三都七道，边陬僻邑，公侯贵富，士女农商，道小说必称《八犬传》为巨擘。”《八犬传》之所以如此畅销，据认为是因其宏伟壮观的结构，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的情节，以及瑰丽多彩的文字和寓意深刻的内容，再配以出自当代名画家之手的插图、绣像，以别具一格的图文并茂和雅俗共赏的大众形式，出现在江户末期文坛，博得了读者之好评，而被誉为江户小说之冠。

十九世纪初，在江户文坛曾出现模仿《水浒传》改编创作的“水浒热”。在此期间出现了不少改编水浒的读本类小说。马琴读过建部绫足的《本朝水浒传》，很受启发，便想写出一部能与《水浒传》、《三国志演义》、《西游记》等中国小说相媲美的小说，《八犬传》便是在他的这个愿望下所完成的作品。他在《八犬传》第九辑的附言中说，《水浒传》一百零八条好汉为数太多，而《西游记》只有师徒四人又为数太少；前者以虎头蛇尾而告终，后者又多重复。他所创作的这部《八犬传》，除八犬士外，再加上八犬女、里见侯父子与丶大法师，主人公一共是十九名，他认为既不多也不少。但是出场人物达四百余人，描写的时代亘室町末期的六十余年，活动的舞台以近江附近和房总为中心，涉及越后、信州以至京都，规模是不算小的。《南总里见八犬传》这个书名中，南总是地名，是现今房总半岛南部，里见是诸侯家的姓氏，八犬是姓中有犬字的八名武士。这部书是以足利末期的战国时代为背景，以在嘉吉之乱中里见义实从结城逃至安房，最后平定安房并在那里繁衍后代的一段史实为依据，又借用了稗史中“里见八犬士”的名字，安排了八名英雄武士作为中心人物，以这八名犬士的出世及其邂逅离散和聚会团圆为内容进行设计的。其中提到了一部分真实人物，也穿插了某些史实，但绝大部分都是虚构的。马琴起初的设计似乎并没有这么庞大，而是在多年编写的过程中，不断添枝加叶，引伸完善，终于写成了长达二百万字，一百八十回的章回小说。

这部书开头的一段楔子，很明显是蹈袭了《水浒传》第一回“洪太尉误走妖魔”的情节。但是马琴引用了大量的史实为背景，就连伏姬和八房的一段情节，也援引了《后汉书》、《搜神记》中高辛氏将少女赐给畜狗槃瓠的故事。仅此一段就敷衍了十三回，其细心的铺陈设计，为故事的展开设定了绵密的结构和因果。作品中随处都可以看到《水浒传》的痕迹，但并不那么明显。它不是整段端来，生搬硬套，而是把它掰开揉碎了穿插在其间，既不显山也不露水，使之浑然成一体。若仔细对照则会发现，黄泥冈、二龙山；卖宝刀、劫法场和景阳冈武松打虎等许多情节，都被移植在这部作品中。又如母大虫、鲁智深等不少形象，也似乎在书中可以找到，但却似是而非，并不一模一样，乍一看好似毫无相同之处，这里表现了作者高超的改编技巧。在它的后编中，即在第一百三十一回之后，移植了不少《三国志演义》中的故事情节，如亲兵卫被扣留在京都，犹如关云长之被困曹营。管领政元赠给他金银美女他都不受，只要了匹名马，以备回归东国之用。最后以放他回国为条件，前去打虎。在单骑回国的途中，于关隘受阻，政元追来相送。这些情节都是模仿《三国志演义》中关云长的故事改编创作的。在与镰仓两管领的三浦海战中，则蹈袭了赤壁之战中的许多场面，如草船借箭、巧献连环、蒋干盗书、南屏借风等等，都被网罗穿插其中，作者以其高超巧妙的手法改编创作，不仅是改头换面，而且真正达到了脱胎换骨的程度，不愧为改编小说中的一部杰作。

关于这部巨著的创作思想，马琴在第七辑的序言中说：“稗史虽无益于事，而寓以劝惩，则令读之于妇幼，可无害矣。”这是他所一贯坚持的创作态度和思想。他对《水浒传》也是以劝惩主义的观点进行评价的。他说：“梁山的一百零八个义士多半阵亡，最后宋江和李逵等也服毒致死，虽然看官会感到遗憾，但这是劝惩之所致，这种悲惨的结局，乃是作者的用心。”他对《水浒传》的创作佩服得五体投地，认为它是小说中之巨擘，是古今无与伦比的杰作。但他认为《水浒传》对劝惩考虑得不够，是其最大的缺点。日本在古代物语中也不乏劝惩的短篇创作，但他的劝惩思想，似乎更受到《三言》、《二拍》等中国小说的影响，在他的作品中表现得十分突出。他在《八犬传》中所创作的八个英雄人物，可以说是仁义道德的化身，他们的一举手一投足无不合乎道义的行动。通过他们与邪恶的斗争，最后战胜了邪恶，是以小说的形式颂扬了儒家的道德精神，从而使没有读过圣人书的妇幼得到教育，即寓教于乐。他所采取的手法是使好人和坏人直接对立起来，在情节纠葛的发展过程中，引起读者的兴趣。其结果是坏人灭亡，好人昌盛，使读者从而去恶扬善，这便是作者的创作意图。但根据事实往往并不一定好人必然得到善果，恶人一定得到恶报。如伏姬本来是个好人却没有得到善报，是有悖劝惩之意的。因此又辅之以佛教的因果观，说这是由于玉梓的作祟而遭到的不幸，最后玉梓受到了应得的报应也就解决了这个矛盾。又如义实因口出戏言而得祸，但由于八犬士的出世，在犬士们的辅佐之下，里见家得以兴旺昌盛，岂非又因祸而得福？即用塞翁失马的祸福转化观念与之相辅相成，使他的劝惩主义得以自圆其说。

马琴认为小说是供读者欣赏的玩物，他在第一辑的序言中说：“因为小说是玩物，所以要用华丽的词藻，或加些俗语俚谚，使之饶有趣味地敷衍成章。”从这里我们便可以知道，他的写作目的既然是寓教于乐，就不能使小说完全陷于说教，一定要在享乐中寓教训之意。所以在小说中夹杂了一些神奇怪诞的情节，这也无非是为了取得劝惩的效果。他很清楚，神奇怪诞的内容，会自然引起读者的兴趣。所以他认为在某些地方流之于荒诞，也是出于不得已。为达此目的，文字要通俗易懂，并且流畅悦耳。所以便如同中国六朝四六排联的骈俪体，不少是用五七调或七五调的韵文写成的。其中又多善于使用假借同音字的一语双关，而使之言外有意，充分发挥和运用了古代戏曲和诗歌中的传统技巧。但由于语言文字的障碍和译者的笔拙，未能在译文中充分表现出来，实乃一大憾事。其次马琴在小说的格式上也极力攀模我国的章回小说，如每回的标题都基本上是按作者的原词刊出的。又如开头和结尾的却说、话说、再说和闲话休提、话分两头、且听下回分解等等，都是原样照搬了中国的章回小说。另外有些在明清白话小说中常用的词，如：遮莫、这厮、这桩事、登时、当下等等，也都搬进了《八犬传》。他怕读者看不懂，便在字旁注上假名。关于此点他说：“至六、七辑于拙文中抄录唐山之俗语，以假名注之，使知其意。虽似乎多余之事，然而庶几可为世之独学寡闻，而想读唐山稗史诸生之筌蹄。此乃作者之亲切婆心也。”作者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和渊博的学识，他所设计的历史背景和地理环境，都是经过周密考证的。文中引用的许多典故，特别是许多中国的典故，充分表现了他汉文学的精博知识和渊深造诣，实令人咂舌惊叹。我国古代故事中，当一代真主出现，必伴之以龙，马琴也引用了这个情节，所以第一回“季基遗训死节，白龙挟云归南”中对龙的阐述，虽从小说的结构来看，似乎显得有些累赘，不无蛇足之感，但这也是出于他的考证癖，想炫耀自己的才华，而使一般作家对此感到望尘莫及。

马琴小说的另一个特点是，总结运用了我国稗史小说的许多创作方法。他归纳为稗史七原则，即：主客、伏线、衬染、照应、反对、省笔、隐微。他在《八犬传》的创作中，着重发挥了隐微的手法。隐微就是隐晦，不把作者的真意直接说出来，而让读者自己去琢磨、回味；也许读者一时琢磨不透，那就只好留待日后去觅知音了。在情节的设计上有隐微，在整个作品的寓意上也有隐微，即一个命题，或一个名字，几乎无不含有隐微。如开头的一段楔子，他说里见如无口出戏言之祸，怎有灭亡安西、成了安房一国之主的福？将爱女嫁给犬是祸，可是一变而出现了八犬士，成了辅佐里见的良将，犹如塞翁之失马。他把这个道理称之为倚伏，即老子所说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祸福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有如事物之表里。他就是根据这个指导思想，对整个结构进行设计的。另外在人物的姓名中，也可借以示其将来的祸福。这种例子在我国的稗史小说中也是常见的。如在《三国志演义》中，凤雏死在落凤坡，被认为是犯了名实相副之讳。马琴蹈袭了这个情节，在第二回中设计了光弘在落羽冈（日文中“落羽”与“落马”同音）中箭落马身亡之事。他说在《水浒传》中也有许多这类的隐微之处，然而唐山的文人才子没有详细评论这一点，所以未能发现这个隐微的手法。如卢俊义最后落水身亡是因俊义这个名字，是将的鸟字旁去掉换成人字旁。乃是山鸡，因爱自己的影子往往落水被淹死。还有他的仆人浪子燕青，在《博物志》中有云：“人食燕肉不可入水，会为蛟龙所食。”卢俊义之溺水似乎也与用燕青这个仆人有关。这些虽似乎牵强附会，马琴却大量运用了这种手法。如伏姬这个名字，是因在三伏所生，所以取名伏姬，后来竟成了八房之妻，伏字岂非又意味着“人犬”？又如八房这个名字，因它身上长有黑白的八撮斑毛，因而叫八房（房有一撮之意），后来则可理解为一尸飞向八方。诸如此类的命名很多，虽近似一种智力游戏，但是这种别具匠心的创作也为小说增添了新的情趣。他把这种手法称之为名诠自性，即名实相副之意，通过它也可暗示这个人的因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