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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母亲那一年在延安认识并结了婚。
那一年,艰难的中国革命,在延安的宝塔山下出现转机,有一批又一批向往革命,向往光明的青年学生,怀揣对革命的向往汇集到了宝塔山下。
那时,延安的天空在革命青年眼中是那么晴朗,汩汩流动的延河水是那么清澈。母亲就是在这种理想的感召下,热血沸腾地来到了延安。来到了中国革命的圣地。她抛弃了城市,告别了父母,她要为理想献出自己的青春乃至生命,也是在这种热忱下与父亲结了婚。
父亲和母亲大相径庭。父亲在参加革命前不知道何谓革命。年老时的父亲,曾心情复杂地给自己做过总结,他说:当年我参加革命是瞎猫撞上了死老鼠。
我们都知道父亲这句话的含意。父亲是在饥寒交迫,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参加了红军的。那时父亲饿得眼冒金星,两眼发蓝,只要谁给他一口吃的,就是他的亲爹亲娘。结果那天他的眼前出现了红军队伍,他连想都没想便走进了革命队伍。如果那一天父亲的眼前经过一支别的什么队伍,他也是不是会想也不想地走过去?当然,结果或许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父亲参加红军那一年,父亲家乡大早,方圆百里颗粒无收,逃荒的人成群结队。在逃荒的队伍中,走着父亲一家老小。后来父亲就和一家人走散了。那时,父亲一连十几天没有吃到一顿像样的饭了,父亲觉得自己就快死了。结果就在那时,父亲看到了亲人红军。
随后父亲的历史便和中国革命史严丝合缝地重叠在一起。父亲的历史就是一部近代中国的革命史。
革命根据地井冈山第一次反围剿的时候,父亲就参加了。一次又一次围剿下来,父亲不仅大难不死,反而身体越来越茁壮了。在红军队伍中,虽然也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但和父亲以前逃荒的日子相比,简直是天上地下。父亲在一次又一次反围剿中,不仅长高了身体,还当上了一名连长。那时红军部队人员流动非常大,一个战役下来,马上就缩编,休整一些日子又扩编。打了几仗之后。父亲也算是个老兵了。于是父亲就在缩缩扩扩中,当上了连长。
父亲一点也没把自己能当上连长当回事。因为那时,连长、营长什么的一点也不比那些士兵强。还操心,不管是打仗还是撤退,当官的一定要走到当兵的前面和后面。说是一个连,其实有时才十几个人,多的时候也不过有几十个。
打打藏藏,躲躲跑跑,父亲觉得也没什么,这种日子和玩一场游戏没有什么大的区别,怎么着也算能吃饱肚子。父亲那时的革命口号就是:打土豪分田地,让穷人吃饱肚子。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后,红军被迫开始长征北上,父亲才真正感受到,红军真是不好当,简直是太受罪了。
父亲在湘江打了一次他认为有生以来最难打的一次大仗,结果差点死在那里。他从死人堆里又奇迹般地钻了出来,分不清东南西北地往前赶。
年老的父亲曾说过长征时的感受,那是晚饭后。父亲一边剔牙一边说:你们以为当年我们愿意长征呀,不长征就没有活路,后面的国民党赶猪似的赶我们。稍慢一点就走不脱了。
父亲就是这样,被国民党逼着赶着。随着红军大部队跌跌撞撞,滚着爬着来到了陕北的延安。部队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后,轰轰烈烈地闹起了大生产。当时外界许多人都认为红军这次一准是完了,就是有点气候那也是十年以后的事了。谁也没想到的事发生了。父亲那一年当上了营长。当时他们那个连,只有父亲一个人走到了陕北。
父亲当上了营长之后,被送到陕北的军政大学进修。父亲就在那时认识了母亲,并和母亲结了婚。
能到陕北军政大学进修的军官,是有条件的。共产党从草创初期,一直到陕北,从无到有,一直到壮大,他们总结出了一点,那就是作为革命“种子”的重要性。于是,父亲便作为革命的种子,被送到了军政大学。
父亲在军政大学学习的内容是政治、军事和文化。政治、军事对父亲来说并不陌生,他从一到红军的队伍中就领教了,学习政治不用费什么脑子。带个耳朵听就是了。这时,父亲已经知道什么是革命了,他不仅了解了中国的革命,还知道革命从巴黎到苏联,又从苏联到中国的演变。至于军事,从游击战到堡垒对堡垒,又从突围到长征,也都领教过了,所以,闭着眼睛也能讲出几套来。文化课却难住了父亲,父亲从来也没有上过学,就是自己的名字,也是到了红军队伍中首长现给起的。叫石光荣,以前父亲只有小名,叫小石头。
文化课可难为了军政大学的教官们,他们手把手地教。父亲他们也掰扯不清那些横横竖竖的东西。一到文比课,他们就全体打磕睡。急得文化教官拿这些革命种子一点办法也没有。
这时,母亲那些从城市里来的小知识分子们一批批地来到了陕北,缺花少绿的陕北,一时间到处莺歌燕舞。有许多作家曾把红军驻扎陕北期间描绘得令人向往难忘,我想这大约和母亲这一批又一批来到解放区年轻貌美的知识女性,给陕北带来的变化是分不开的。俗语道: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红军能在陕北闹出那么大的动静,一定和像母亲这样的年轻知识女性分不开。
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解放区的领导做出了一个非常英明的决定,那就是把大城市里来的知识女性都介绍给这些革命“种子”,种子找到了土地才能生根、开花、结果。否则,徒有种子也是白搭。也就是通过这次介绍,母亲被介绍给了父亲,母亲那时是父亲的课外文化辅导员。那时的母亲和所有投奔延安来的女青年一样,感受到了光荣与责任。她当时还没有意识到给父亲当文化教员是一个天大的误会。
父亲就是在那一刻认识了母亲,也是从那一刻,他对母亲埋下了逆反的种子。前面说过,让父亲这些人去打仗去舍身忘死,他们不会有二话,可让他们学习文化,比杀了他们还难受。他们对文化有着天生的排斥,这就注定了他和母亲一生的关系。
可刚开始,父亲看到母亲时,眼睛却是为之一亮,这是他有生以来见到过的最漂亮的女性。母亲这群人一出现,令父亲他们眼睛都不够用了,他们从眼睛到心里都写满了惊叹和新奇。可是好景不长,这种美好,几日之后,便在父亲的心目中烟消云散了。
那时,母亲在不折不扣地执行着上级交给她的任务,她要当好父亲的文化辅导员。她来陕北不是为了吃小米饭的,她要为革命做出贡献。从内心讲,她很乐意这样做。她早就对这些革命者,这些心目中的英雄充满了狂热的景仰,不然她也不会不顾一些同学亲友的劝说,而冲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来到延安,来到这些抗日大英雄身旁。当上文化教员后,她便天天逼着父亲读书识字。刚开始,父亲觉得天天有母亲这么一位年轻貌美的女性督导着,还有些满足和高兴,几天之后,他觉得这是在受洋罪。那时。纸笔都奇缺,于是,只能手指当笔,地当纸了。母亲先教父亲写自己的名字,把父亲的名字写在黄土上,然后让父亲照着写。父亲挺认真地写了几遍,第二天,他再和母亲见面时,又忘得差不多了。母亲的脸上就露出朽木不可雕也的神情,为了惩罚父亲,母亲在军政大学的操场上画出了足有半块篮球场那么大的地方,她一定要让父亲在那块空地上写满自己的名字,否则不准吃饭不准睡觉。父亲被逼无奈,打着赤膊,双手拖着足有两米长的棍子,他在那里咬牙切齿地书写自己的名字。这时的母亲,在父亲的眼里一点也不美好了。他开始怨母亲了,他一边在写自己的名字,一边在心里咒母亲:妈的小妖精。他写一遍咒一遍,最后他就把自己的名字写得颠三倒四的了。字还是那三个字,秩序却全乱了。母亲捂着嘴就笑。母亲笑起来的样子,是很好看的,此时在父亲的眼里一点也不美好,简直就是丑八怪。父亲已经写得一身是汗了,他见母亲笑就气不打一处来,他把当做笔的棍子扔得远远的,一屁股蹲在地上说:妈的,啥鸟名字,老子不写了,写这些东西又不当饭吃!
母亲就正色道:石光荣,不写可不行。这是政治任务,你完不成任务我就报告给校长。
那时军政大学的校长是朱德,是红军中人人都敬畏的人物。父亲知道。母亲这些人也是校长派来的,完不成作业不准吃饭不准睡觉也是校长提出来的。父亲无奈,又拾起棍,锄地似的又写起了自己的名字。
许多年以后,父亲还感叹地说:当年学识字,受了老罪了。
因为母亲的认真,也因为父亲天生就不是学文化的料,渐渐地他一见母亲就感到恐惧。刚才还有说有笑的他,一见母亲向他走来,他立马脸色铁青,眼前发黑。有几次,他为了逃脱学文化,一到上课时间,他就躲进厕所不出来,他蹲在里面,吸了一支烟,又吸了一支烟,他以为母亲肯定等得不耐烦走了,结果,他一走出来,母亲正一脸严肃地站在一棵树下望着他。他带着哭腔道:你咋还不走哇?母亲说:石光荣,你今天的文化课还没上呢!
父亲的天空就黑了。
军政大学的这段历史对父亲来说灰暗无比。
一年以后,父亲从军政大学毕业了。那些同批和父亲学习的“种子”们,在毕业没多久,有些人便和辅导教员结婚了。一时间,一间间窑洞上到处可以看到贴着红双喜字的窗棂。直到几个月之后,首长找到父亲,开门见山地说:小石头,你看小杜那人咋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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