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八九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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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章 辨司马光（第1页）

司马光再次上前，拱手道：“敢问宰相，将何以治天下？”

徐平道：“以仁义治天下。”

“何以知仁义？何以施仁义？相公欲如何本仁义？”

“天下为道，朝廷为德。仁义也，德之分也。仁义完足，则德立，德立圣人出，天下大治。是以知以仁义治国，求天下之德，可达治世。”

天命和神权离开国家政权，其合法性要由查国家治乱来提供。治的时候，政权的合法性不会出问题，一旦由治转乱，政权就面临生存危机。成长期的国家，向施政的善恶动机要合法性，非成长期的国家，则向宗教和私天下退化，要么再退一步向宗族要合法性。

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出现，大家求治无门，宗教和宗族文化复兴。

司马光又道：“敢问相公，以仁义求道德，何以知之？”

“天地分，万物生，人杂于禽兽间，聚而为群，再聚为国，诸国合为天下。老聃，周之史官也，记之载于竹帛，后人据之可查道德，是以知之。老聃何谓也？其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何所来？道生于有，有生于无。”

“何谓无？人杂于禽兽之间，未与万物区分之时，人尚蒙昧，不知自己为人也。何谓有？人生智慧，知自己为人，知自己与万物不同之时。有生则道立，故言道生一。”

“何为道？何为德？人自禽兽中走出来，聚而为群。其群为部落，则天下为道，其部落为德。聚而为国，则天下为道，其国为德。国并而为天下，道德相合，圣人出焉。”

“是以知，道德为人之道，人之德，非天之道，非天之德。天与人相隔，求天理当于人外求之。求得天理，合于道德，则天人合一，大同之世或其谓与？”

道德记录了汉文明的蒙昧时期，是怎么从一个一个人，走到一起，成为华夏的。这只是人的历史，记录的是文明的诞生、成长，一就是文明诞生的时期。至于天理，也就是科学技术，并不在这个系统之内，发展生产力另想办法。天理发展到极致，天下的物质极大丰富，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天人合一，大同之世，共产主义社会就来了。

这是汉文明的文明记忆，注重于合，并不一定全世界的文明都是这样形成的。哲学是一种文明记忆，日耳曼的族群认同，或许是靠着武力征服。两个人遇到一起，打一架，谁把谁打服了，谁就是主人，另一个人是奴隶。两个部落遇到一起了，打一仗，打胜了的就是主人，打输了的就是奴隶，所以会把原始社会出来的第一个时期定为奴隶社会。否定之否定可能就是这种文明记忆的展现，于他们是合适的，推行于其他文明未必会被接受。

中国的商周时期有没有奴隶？肯定有。但是政权不是基于奴隶制的，那只是国家中的生产关系，政权的性质还有文化因素。一元化的认为生产关系就是一切，文化就被从文明中切除出去了。文化只剩下了吃喝玩乐，说学逗唱，只剩下了娱乐，政权没有了灵魂，国家的凝聚力和认同感就会慢慢散失。人除了物质享受，还有精神追求，文化上的认同感。

文化文化，以文化之，指的是族群认同感形成的手段。汉文明对文的极端强调，是对祖先文明形成的记忆，认为认同第一，兴兵第二。文成为文官的文，是因为文官使用的是以文化之的办法。文王治内政，天下三有其二，武王兴兵，代商而兴。文为武之基，没有文做基础，武之兴兵也就无所由来，能灭商而不能代商，是王朝更替而没有文明继承。

表现在礼制上，便就是胜利者要待失败者为宾，天下扩大而不是亡你的国。我的文明战胜你了是根本，你的人民已经认同我了，武力只是最后不得已的手段。取得了对方的地盘和土地，管理了治下的人民，获得了认同感，天下才能扩张完成。

天下是政权的认同感，国是政权管到的地方，文兴天下大于国，文衰则国大于天下。

礼仪制度有后面的文明含义，文明消散，坚持的礼仪制度就只是让人讨厌的规矩，是传下来的老礼，而失去了蓬勃的精神，没有了灵魂。为什么徐平前世讨厌老礼，而觉得洋人的许多规矩有逼格？因为他们的那套东西还没有失去灵魂。

两个文明对抗，先用文的手段获得对方的大部分人认同，再兴兵便轻易可灭。两个文明由此合一，形成新的文明，这就是天下的扩张。所以与匈奴对立的时候，汉朝也会让他们内迁同化，慢慢成为自己人。改变了力量对比，再一举而灭。宋之亡于蒙古，文的作用失去了，蒙古纯暴力的奴役宋朝人员，依然可以获得认同，全靠武力将其灭亡。用武的手段可灭宋，但不能继承文明。整个政权投海的时候，延续下来的汉文明已经烟消云散。后面汉人对于文明复兴的执拗，只是灵魂深处的祖先在呼唤。

汉文明以文而兴，以武而亡，后来对文化的下意识排斥，也是族群的文明记忆。

司马光拱手：“相公所言，上古之世也，天下大治，圣人相继。礼失而乐崩，道失而德散，治世难寻。敢问相公，以仁义治国，可寻天下之德乎？”

“可寻也。道失，天下崩而为国，德分为仁义散于天地之间。何谓也？道成以人之群聚，德立以民之来归，天下之民皆知己为天下之民也。有如人之初生，由蒙昧生智慧，知己为人之时也。《易》之‘见龙在田，天下文明’，此其谓欤？天下未崩，德未失，人但知己为周人，知周天子而不知其君。天下崩，道亡德失，人不知己为周人，但知为秦人，为楚人，为晋人、为齐人、为燕人耳，但知其君不知周天子也。仁义何存？存之于礼也。夫子曰，礼失求诸野，知散于四方也。夫子必问礼，其问非如何行礼，问礼之仁义也。我等本仁义而治国，仁至义尽，德自生。以仁义之德合于道，天下立，圣人出焉。”

这个过程是说文明的死亡，周朝渐渐失去了治内国民的认同感，天下慢慢崩溃。天下是有认同感的国民所生产生活的地方，德就是国民对这个天下的认同感，文明消失，就是道亡德散。文明和野蛮仅跟政权的认同感即德有关，跟治下的人民是好是坏没有任何关系。

“朝廷何以仁义求道之德？仁，立制度也；义，施政也；德，教化也。以仁立朝廷之制度，以义行朝廷之政，则民心向朝廷，自慕教化。仁至义尽，民自教化，其德自生，德生而礼成，天下为一。仁义可求之，德可自至，是故知天下之德可寻也。”

这个过程说的是文明新生，一个政权建立，怎么来获得国民的认同感。没有认同感的政权国民没有向心力，政权没有凝聚力，有国家而无文明。当政权的制度和施政，获得了国民的认同，政权的制度和施政方法会被国民模仿，这就是教化。教化到了，整个天下国民的认同感非常地强，政权的凝聚力达到顶点，德自生，形成了文明。

仁和义，即制度和施政是朝廷主动进行的，德即教化，是被动的。德教化于民间就是礼，礼是国民主动对政权制度和施政行为进行的模仿。三纲五常就是礼，是汉朝的百姓对汉朝政权巨大的认同感，主动去模仿了以孝治天下的汉朝政权来治家。

汉之后的朝代，跟汉朝的制度和施政不相同，三纲五常的礼就慢慢消散，汉文明已经走上了衰落期。天命已经无法获得天下之民的认同，必须别求认同。由韩愈和柳宗元掀起的儒学再兴，对人的性情的探讨，就是想重获天下之民认同感，以仁义求道德，文明再起。

国民对政权的认同感，一个是来自于物质需求，显示在治国理论里就是查治乱。另一个是心理认同，显示在治国理论里就是性情之论的心理认同。正是从这个角度，徐平认识到他前世的美国，正在从查治乱的物质需求认同，努力进行心理认同，从国家变成文明。

道德仁义这是治国理论，后来变成人的仁义道德，是说明文明已经死亡，只留下了记忆的碎片。这一套只能要求于政权，你不是汉朝，硬在国民推三纲五常求不来德，政权变不成文明。强推让天下的百姓都按一个办法做事，是硬去求德，不行教化叫作暴。秦朝是这个例子，无德硬逼不来，很快亡天下。所以说被称暴秦，并不是祖先岐视这个朝代，只是客观的描述。暴只是说秦朝做事的方法，无损这个朝代留给子孙留下的功德。

作风粗暴，就是秦朝留给后人的德，就是秦朝散在民间的礼，徐平前世见到了无数的例子。这个朝代并不是没有留下自己的文化给后人，只是忘了是他们所遗留罢了。

文明没有喜怒哀乐，没有人品高低，站在这个高度上只有功和德。秦始皇永远是那个为汉文明奠基，完成了天下一统的伟人，只是他的德消散了，他的大功还在。

那一天徐平看见了那个躺在血泊中的巨人，他找到了祖先的功德，他看见了周天下的兴起衰亡，他看见了汉文明的强盛衰落。

今天，徐平站在文德殿里，就是要在政权中一道德。之后施仁义之政，为这个政权求天下之德。德至，文明新生，天下立，圣人出。

徐平已经超出了自己个人，他有自己的喜怒哀乐，有欲有求，但是涉及到政治，他没有任何个人立场。徐正如果犯了死罪，他一样会杀，同时尽自己作为儿子的责任，哪怕这个责任是要献出自己的生命。如怕这一点，远离政治，不做官就是了。

徐平已经与天下融为一体，胸怀天下。立制度，施仁政，仁至义尽，文成武德。他已经找到了前世记忆中文明碎片残存的含义，这就是政权蜕变成文明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