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八九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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嫁妆（第1页）

新的风扇买回来了。零碎的部件都装在一个大纸箱里。沃尔特带来了他的工具箱，把风扇组装起来。干完活以后，他说：“这下把它搞定了。”

沃尔特能够对付各种船只、爆裂的汽车引擎，或者坏了的灯具和收音机——手巧的男人可以摆弄任何一样东西，将它整旧如新。为什么我会感到放心呢？也许在我充满孩子气和信赖别人的内心里，我相信沃尔特会拿出钳子和棘轮为我干好这活的。

这台立式电扇安在了卧室。我把那台旧的搬到了楼下的门廊里，用来凉快我的后颈。凉风像一只手轻抚我的肩膀，这种感觉令我感到舒服，却有些不自在。空气流通了，我就坐在木桌旁，随意涂鸦。不，应该说不是涂鸦。流畅的文字无声地滚过纸页；那是从我的手臂里流淌出来，从我的手指间挤出来的，多么费劲。

黄昏时分，物静无风。湍流穿过花园的水声就像长长的喘息。蓝色的花朵与蓝天混为一体；红色的花朵蒙上一层黑郁郁的色彩；白色的花朵闪耀着银光。郁金香褪去了它的花瓣，只露出光秃秃的黑色花蕊——看上去像个小嘴，不乏性感。牡丹的花期几乎已经过了，湿乎乎的花瓣没精打采地低垂着，犹如弄潮了的纸巾。此时，百合花和夹竹桃却盛开了。晚山梅的花已经凋谢，在草地上留下星星点点的白色花瓣。

一九一四年七月，我母亲嫁给了我父亲。我觉得，从各方面来说，这件事都需要一个解释。

瑞妮是我最大的指望。当我到了对这种事感兴趣的年龄——十一岁、十二岁、十三岁的时候——我总坐在厨房的桌子旁，缠着瑞妮讲给我听。

瑞妮到阿维隆庄园来做全职女佣时还不满十七岁。她是从若格斯河东南岸的联立平房中来的，那里住的都是做工的人。她说自己是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混血儿；她祖母家是爱尔兰的天主教徒，而她不是。开头她是我的女仆，但后来经过一番调动和自然裁员，现在成了我们家的支柱。她有多大年龄？不关你的事。反正阅历不浅，办事牢靠。这就足够了。如果问起有关她自己的生活，她就会守口如瓶。她会说：我从来不与别人交往。当时，我觉得她是多么谨慎小心。现在看来她是多么小气。

然而，她了解我们的家族史，至少了解关于我们家族的一些事。她对我讲的故事，随着我的年龄改变而改变，同时也与她讲故事时分心的程度有关。不过，我用这种方式搜集的关于过去的片断也足以将它重新拼合起来，好比用马赛克拼合成的画像与原像基本相同。反正我并不是想要真正的事实；我只想把事情用简单的线条明晰地勾勒出来，然后再涂上重彩。大多数孩子都希望他们父母的故事是这样的。打个比方说，他们要的只是一张彩色明信片。

瑞妮说，我父亲是在一次溜冰聚会上向我母亲求婚的。瀑布上游的河湾里有一个老磨坊池塘，那儿的水流比较缓慢。在严寒的冬天，水面上就会结一层厚厚的冰，人们可以在上面溜冰。于是，年轻人的教友团体就会来此举行溜冰聚会；其实也不能称为聚会，应该说是外出游玩。

我母亲是循道公会教友，而父亲是英国国教教徒，因此母亲的社会地位要低于父亲；人们在当时很看重这个。（我后来想，如果祖母阿黛莉娅当时还活着的话，她决不会允许这门婚事的。对祖母来说，我母亲的门第太低，而且她太拘谨、太认真、太褊狭。阿黛莉娅一定会把父亲拖到蒙特利尔去，至少给他介绍一个初次参加社交活动的、穿着考究一点的少女。）

瑞妮说，母亲当时十分年轻，只有十八岁，但她决不是一个愚蠢、轻浮的姑娘。她在学校教书；那个时候，一个人不满二十岁也可以做教师。她父亲是蔡斯企业的高级律师，家里过着“小康”的日子，因此她并非不得不去教书。她自己的母亲在她九岁时去世了。母亲像外祖母一样，对自己的宗教很虔诚。她认为，一个人应该帮助那些不如自己幸运的人。瑞妮钦佩地说，她像传教士那样担当起了教育穷人的工作。（瑞妮常常对我母亲的行为钦佩不已，却认为自己这样干则是愚蠢的。她在穷人中间长大，觉得他们是无药可救的。她会说，你教他们教得面红耳赤，而大多数人却把你气得撞墙。可是你母亲，上帝保佑她的好心，她从来看不到这一点。）

有一张我母亲在安大略省伦敦师范学校与另外两位姑娘的合影照片；三个人站在宿舍前的台阶上，手挽着手，开心地笑着。宿舍两边堆起了厚厚的冬雪，屋檐上挂着冰柱。母亲身穿一件海豹皮的大衣；帽子下面露出她秀发的发梢。她的眼睛很早就近视了，我记得她戴着猫头鹰似的眼镜；在此之前，她肯定还有一副夹鼻眼镜，但在这张合影中却没有戴。她穿滚毛边靴子的双脚在照片中可以看到一只，脚踝的姿态十分迷人。她看上去胆子很大，甚至闯劲十足，就像一个去海上冒险的男孩。

毕业以后，她去了远在大西北的一所只有一间教室的学校教书。那是个落后的乡村，贫困不堪，到处是虱子，人们愚昧无知——那段经历深深震撼了她。那儿的人给孩子们缝制的内衣要从秋天穿到开春，没有替换。总之，那些细节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肮脏不堪。当然，瑞妮说，那里不是你母亲那样的淑女该去的地方。

然而，我母亲认为她在那里还是有所成就的，至少为那些不幸的孩子做了些实事，或者说她希望如此。后来，她回来过圣诞节；人们说她又苍白又瘦弱，脸颊不见血色。于是，她就同我父亲一起去参加了磨坊池塘的那个溜冰聚会。他单膝跪地，第一次为我母亲系上了溜冰鞋的带子。

其实，他们俩通过双方的父亲而相识已经有些日子了。在此之前，他们也有过礼节性的会面。在阿黛莉娅举行的最后一次花园戏剧表演中，他们还在一起演过莎士比亚的《暴风雨》——他扮演费迪南德，而她则饰演米兰达。演出的剧本作了删节，把性描写和残忍的情节也减少到最低限度。瑞妮说，我母亲身穿一件粉红的连衫裙，戴着玫瑰花环，将台词完美地表达出来，就像一位天使。啊，勇敢的新大陆，你孕育了这样的人民！她那双清澈的眼睛，因近视而难以聚焦，在灯光的照耀下显得有些迷离。你能够明白他们俩是如何终成眷属的。

我父亲本可以去别处找一个更有钱的妻子，但想必他是要找那种忠诚可靠的：一个他可以依靠的女子。瑞妮说，尽管他头脑发热——显然他曾经头脑发热过——他却是个认真的小伙子。言下之意就是：否则的话，母亲也不会接受他。他们俩对自己的理想都很执着；两个都想实现某种高尚的目标，都想把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这是多么诱人而又多么危险的理想！

他们在池塘上一起溜过几圈之后，父亲就要求母亲嫁给他。我猜想，他求婚时肯定是笨嘴拙舌的，但笨拙正表现了男人的真挚。在那一刻，虽说他们一定碰到了对方的肩膀和臀部，两个人却都没有正视对方。他们肩并肩地溜冰，两人的右手握在前面，左手握在身后。（她当时穿什么衣服来着？瑞妮连这个也知道。一条蓝色的毛围巾，以及与之相配的苏格兰圆帽和毛手套。这都是她自己织的。一件绿色的齐膝冬外套。一块手帕塞在袖子里——瑞妮说，母亲从来不会忘记带手帕，不像另外一些她叫得出名字的女人。）

在这个节骨眼上，母亲作出了什么反应呢？她瞅着冰面，没有立即回答。这就意味着同意了。

他们周围的一切都被白雪覆盖了——白色的岩石、白色的冰柱。他们脚下的冰也是白的，而冰下面的河水带着旋涡和逆流，黑沉沉的看不见底。这就是我为那个年代——我和劳拉还未出生的年代——所描绘的情景。那个年代表面看来是那么干净、那么纯真、那么实在，但同样也潜伏着危险。事物的外表之下是未知的东西，正在慢慢地沸腾。

接下来是赠送定情的戒指，并且在报纸上向外公布。我母亲按职责授完一年课回来之后，就举行了正式的订婚茶会。茶点很精美——芦笋三明治卷、水椒三明治，以及浅色、深色和水果味的三种蛋糕；茶是用银壶沏好的。桌上插着玫瑰花——白色的，或粉红的，或淡黄的，没有红色的。订婚茶会上不用红玫瑰。为什么呢？你以后会弄明白的，瑞妮如是说。

再接下来就是迎嫁妆。瑞妮喜欢把这事讲得详详细细——有带花边的睡衣和梳妆袍、绣着姓名缩写的枕头，以及床单和衬裙。他还说到衣橱、五斗橱和日用品小柜，以及里面整齐叠放的衣服之类。她没有提到将要穿这些衣服的两位新人，因为对瑞妮来说，婚礼主要就是一个有关衣服的问题，至少表面上是如此。

下面的事宜就是拟定客人的名单、填写请柬、选择花卉等等，然后就是婚礼了。

婚礼之后，接着就发生了战争。爱情、婚姻、灾难三部曲。照瑞妮的说法，这是不可避免的。

战争于一九一四年八月爆发，也就是在我父母结婚后不久。兄弟三人毫无疑问地都应征入伍。现在想来，这样的毫无疑问令人惊讶。三兄弟身穿军装照过一张神气的合影：三个人的额头看上去严肃而天真，留着稚气的小胡子，露出冷静的微笑和坚定的眼神——虽然还未成为正式的军人，却摆出一副军人的派头。父亲的个头最高——他总是将这张合影放在他的桌子上。

他们参加了加拿大皇家军团；来自提康德罗加港的新兵都编入了这个团。很快他们就被派往百慕大，以接替驻守在那里的英国军团。因此，战争的第一年，他们主要是进行队列训练和学习军规军纪。他们在来信中说，他们也会闹点小事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