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八九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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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旧（第1页）

【零　一】

我的一生都笼罩在一种怀旧的情绪中。

我第一次产生这种情绪是在我四岁的时候。是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至今还记得那个阳光明媚的上午。窗外的阳光洒在一张棕色的三屉桌上。外婆一边在桌上包包子，一边给我讲故事。

“早先啊……”她说。外婆是河北保定人，因为长期在北京和重庆生活，口音怪怪的。她不说“从前”，也不说“过去”，总爱说“早先”。每个故事都是这样开头的：早先有一个国王，早先有一座村庄，早先有一只狐狸和一只狼，等等。“早先啊……”她说。我本来是听惯了她说“早先”的，可那天不知为什么，这两个字却让我产生了一种怪怪的情绪。让我想起了早晨、先前、红枣和仙女什么的。让我心旷神怡。让我怅然若失。山高路远。山回路转。山高水长。山清水秀。如诗如画。如梦如幻。如痴如醉。如雨如烟。当然，没有人会去理会一个四岁男孩的情绪。外婆照旧讲她的故事。我也很快就被她的故事吸引，把自己的情绪扔到了一边。但这情绪却从此不肯离开我，笼罩着我，缠绕着我，随我成长，伴我左右，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

我后来才知道这情绪就叫“怀旧”。但我至今也不明白，一个四岁的孩子有何“旧”可“怀”？满打满算，从一生下来就记事儿，拢共也没几年嘛。后来等我上了小学，才开始真正“怀旧”起幼儿园来。再后来又“怀旧”小学，“怀旧”中学，“怀旧”大学。一位从小同我一起长大的小姐姐嘲笑我说：“你这厮好像总在回忆往事嘛！”这位小姐姐自打十岁那年读过《水浒》之后，从此就按照宋朝江湖好汉的路子说话了，有一次她同我下象棋，一边抽我的车还一边念念有词：“不杀匪车不足以平民愤——”

好多年以后，我成为一个作家。怀旧的情绪依然笼罩着我。她像是我的一位老朋友，常常不请自来地拜访我，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于是有一个时期我很想去写历史剧，或者干脆去做历史学家。我甚至已经为研究历史做了一些准备，但刚要入门马上又退了回来——因为实在太难了。

【零　二】

我觉得历史简直就像一座迷宫，你愈研究它便愈糊涂。

人们现在读到的历史大约有三个来源：一是本人亲身亲历，二是旁人所见所闻，三是后人引申发挥——依我看都不大靠得住。思想家鲁迅曾举例说：若是武则天当政，谁敢说“男尊女卑”？

——可见过去的历史也要为后来的服务。

历史学家顾颉刚认为：人们一边创造着当今的历史，一边也在丰富和延长着以往的历史，比如大禹治水，其实哪里有什么大禹？关于他的全部记载都不过是后人的想象——可见历史充满了后人的想象。

那么，后人说的靠不住，当时的人呢？

比如历代的史官，他的职责就是实录历史，我国又有“秉笔直书”的史学传统，想来该是比较可靠的吧？然而我还是有些信他不过。先哲有言：任何时代的思想都只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他若不是表现好，若不是政治可靠，若不是和统治者一心一德，天底下那么些人，怎么偏偏他就吃上了皇粮、当上了史官？俗话说，吃谁向谁，他每月拿着皇帝家的工资，又怎能不向着皇帝家说话呢？

我曾翻阅过一份北平沦陷时期的日伪官方报纸，一版的大标题是《平市昨日第三次全城大搜查》，小标题是《北平全体市民一致称颂我军警宪特的果敢行动》，还配发有一张压题相片，相片上的日伪军警刚刚搜查过一家店铺，正在帮助店主把货品码放整齐，那店主也满脸堆笑，连连挥手，似乎是欢迎他们没事儿常来的意思——须知昨日的新闻就是今日的历史，这历史如何靠得住？

我还翻阅过一张1947年3月的《中央日报》，对当时胡宗南部占领延安的报道是这样的：

陕省我军解放延安！

延安上空国旗飘扬，延安军民欣喜若狂！

一老大爷高兴地说：八路可走啦！

一老大娘拉着胡司令长官宗南先生的手说：俺等了你们十三年啊！

文中的大爷大娘即或不是记者捏造，大约也只能代表个别被减了租息的老地主或老地主婆们的意见吧？

假如正史靠不住，那么野史吧？

也许是“二律背反”罢，野史虽然相对自由一些，不过囿于作者的学识经历，道听途说的东西也更多一些，因而就更加难免以偏概全、以讹传讹了。比如雍正篡位，野史记载他把遗诏中的“传位十四子”加了一横改作“传位于四子”，我从上中学起就对此深信不疑，后来才知道原来清代的诏书都要用满文的，可见这野史的作者竟连诏书的模样都没见过。再如光绪之死，怎么就那么凑巧死在慈禧的前一天？于是民间众说纷纭，都猜是老佛爷给他下了毒——好在大内中的脉案、药方至今尚存，据现在的医学家们的研究，他的确还是死于结核病的，外人的话哪里靠得住？

凡重要的历史人物，在他的青壮年时期，大都处在历史的漩涡中，哪里能够静下心来写文章？等到他退居了历史的二线之后再来回首往事，多半是年事已高，往事久远，尘封的记忆的闸门一旦打开，泥沙俱下，年轻人尚且眼花缭乱，何况一垂垂老者？于是张冠李戴，郢书燕说，虚虎鱼鲁，种种的笑话就都出来了。

就说义和团吧，按现在说法是属于“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了。50年代后期，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的学生们从这一立场出发，对当时健在的一批义和团团民做了调查访问，时年八十三岁的三师兄张金才是这样说的：

我村南有个乱葬坑，凡是捉住直眼（教民）就在那里处死。郭村的左锡庆是个直眼，也是四十八村联庄会的会头之一，我们把他爷儿三辈都弄到王家院给杀死了……义和团不杀好人，只要有人保证他们不是直眼而是好人，义和团就不杀他们。光人命我就救了四十多条。有一次，为了救一个妇女（因为她被误为直眼），结果因保此妇女我被刘十九（义和团首领）打了一鞭，但终于把她保了下来。

须知这是为了说明“义和团不杀好人”而记录下来作为证明的，但仍然看得我触目惊心。他一人就救了“40多条”人命，那么被杀死的该有多少呢？就算某人是“直眼”又兼“会头”，难道他家里“爷儿三辈”都该被杀死吗？可见就连当时的大学生们也没有准确地理解这段谈话，否则也许就不会记录下来作为义和团滥杀无辜的证据了。

时过境迁。不仅在史实时，甚至在语言上，也颇有些隔膜了。

80年代，我到外地出差，从报纸上看到我一位朋友的父亲、曾任党政军重要职务的某公去世，便从邮局拍了一份唁电：“出差在外阅报惊悉某公去世，党失心腹，国失爪牙，君失慈父，吾失良师，不胜哀悼……”邮局的小姐死活不肯拍发，一定要我把“心腹爪牙”这四个坏字换掉——她哪里知道这在古代都是好字？“君之心腹国之爪牙”，几乎是对为臣者的最高评价了。类似的例子还很多，比如“难兄难弟”在古代也是难得的赞语，说是兄弟两个都很难得。

不要说古文，就是现代的白话文，如果年代稍远，在人们的理解上也会出现隔膜。有一次我偶尔翻阅北洋史料，读到孙中山致段祺瑞的一封电报，略谓他与段曾有一面之交，“伟人丰采，至今不忘”云云——我当时十分惊讶：中国的“国父”竟称“三一八”惨案的刽子手为“伟人”？后来史料读得多了，才知道当时所谓的“伟人”与现在的含意并不一样：现在的“伟人”几乎特指“伟大领袖”，后来因为反对个人崇拜，“伟人”一词在中国更几乎绝迹——而在民国初年，这“伟人”的含意却不过是“非同寻常之人”的意思，不仅孙、黄、宋常常被人们称作“伟人”，就如一个普通女子，如果有意从政，也常常会被人们不含贬义地称作“女伟人”的。甚至在宋案之后，袁政府还曾指责孙黄等是“伟人造反”，这“伟人”竟连一点褒意也没有了。

罢了罢了，后人的引申发挥靠不住，旁人的所见所闻靠不住，就是本人的亲身亲历，也还要打上许多的折扣——那这历史还怎么研究呢？

于是我终于放弃了成为历史学家或者历史剧作家的幻想，一心一意地还当我的“喜剧作家”。

【零　三】

有一天，我像往常一样地写喜剧一直写到凌晨，接着倒头便睡，一觉醒来，已经是中午了。

我开始按部就班地起床、漱口、刮脸、洗澡、更衣，穿插着烧水沏茶和整理房间，一切都进行得井井有条。我一向觉得自己是个很有条理的人，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条理不成作家。

一小时后，我穿着浴衣，捧着一杯刚刚沏好的热茶，舒适地坐到沙发上——接下来我按惯例打开睡前关闭的寻呼机，查看在我睡眠期间是否有人呼我。

寻呼信息只有一条，却让我吃了一惊：

奶奶于今晨六时五十分病逝于华东医院通知在京亲友速来上海

姑妈

我六岁半时曾被送往上海，在爷爷奶奶身边度过了两年，一年上幼儿园大班，一年上小学一年级。多年以后，当我回首童年的时候，眼前总浮现出各种各样的颜色：六岁半以前在北京生活时是一种苍白的颜色，八岁半以后由上海返回北京时则变为一种血红的颜色，只有在上海的那两年，交织着许多许多灿烂明媚的颜色，这些颜色融到一起，飘然而来，随风而散，最后留给我的只是一种湿润的感觉，一种温暖的气息，和一种早春的、小雨中的、青草地上的味道……

在我写的“通俗喜剧”中，一般像我这种四十来岁的中年男人，一旦遇到例如祖母去世这样的噩耗，通常要走出屋外在蒙蒙细雨中徘徊一阵，或者猛然打开窗户让窗外的凉风吹散自己的沉思，最低限度也应该在屋里来回走两圈儿才说得过去——而我现在却依然稳稳地坐在沙发上，唇边甚至还掠过了一丝淡淡的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