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八九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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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章 盼盼要定亲了（第1页）

郭谘进了政事堂，拱手而揖：“下官郭谘，即将安抚京东路，请相公们教诲。”

宰执们不分治省事，是指日常有衙门专管的政事。这些临时性的政策和施政，比如方田均税，比如禁军改革，比如市易会社，还是有专门的人主抓。负责京东路方田均税的是参知政事杜衍，向郭谘具体安排了他到京东路应该做的事情。

杜衍幼年丧父，母亲改嫁，他与兄长一起生活。稍长大成人，不堪兄长虐待，跑到改嫁的母亲那里。可惜继父又不肯收留他，只好在河南府、孟州一带流浪。当地的一个大户相里氏看他将来能成大器，招为女婿，大中祥符元年进士甲科及第。

现在的宰执里面，杜衍无论资历还是人品、能力，都是上上之选，是徐平最看重的一个人。几年之后，徐平必然会外任，十年宰相不要说赵祯和百官会有疑虑，徐平自己也干不了这么多年苦差事。晏殊和章得象两人，徐平不放心让他们主掌朝政，那个时候能接的只怕是杜衍了。陈执中和程琳，长于理事，于一个公字上，稍差了一些。

只是杜衍不知道是因为小时候吃了太多苦还是什么原因，四十岁便须发皆白，到了现在六十余岁年纪，更是连眉毛也白如雪。他人又沉静，望上去就如个老神仙，要不是精神头一直很好，徐平都怀疑他是不是老得太快了。

杜衍安排了具体政事，晏殊又叮嘱郭谘到地方除了方田均税事务，还要查地方官吏的贤能，作为朝廷以后用人的依据。晏殊在用人上有独到眼光，发现了很多人才。说晏殊是太平宰相，是在政事上经常会犯糊涂，他自己也不在这上面用心。但说到选人用人，这个年代能比得上晏殊的不多，他当宰相并不是混日子。

最后到徐平面前，郭谘行礼：“此去京东，请昭文相公指挥。”

徐平道：“此时让你去安抚京东路，非为天灾人祸，只因方田均税。你切记一点，方田均税自有州县衙门和京东路转运使司办理，他们如何做，做得如何，非关你事。体量安抚不是去安抚官员，而是安抚百姓。让百姓知道朝廷要做什么，为什么做，不要心生怨恨。”

郭谘道：“禀相公，方田均税之法，实出下官十余年前之千步方田之法。此次只怕地方官吏于此法不精熟，下官前去教州县如何去做。相公为何言州县做得如何非关我事？”

“此法中书已经着人演练精熟，列为条贯，下京东路运司和州县。有不明处，他们向你请教，你可依条贯解释，不可自作主张。地方上方田均税，必然会在民间起争端。你到了京东路，用心体量百姓与官府的争端到底起于何事，帮着百姓约束州县。地方官员做事不得体，自有中书责备，你前去是息百姓之怨的。”

体量安抚使不是钦差大臣，实际上宋朝也没有钦差大臣。徐平前世所说的钦差，是明清皇帝视天下为自己私有，官员是自己的家臣，生怕家臣做内贼而出现的。所谓的我不给你，你不能自己要，更加不能自己拿，就是视官员为家臣奴才的意思。此时官员是政权的官员，不是皇帝的家臣，就没有这个道理。皇帝派钦差也没用，中书不会认，地方的官员不会理，一个不小心，还会被地方官员修理。徐平在邕州的时候，赵祯要了解情况，派石全彬出去，用的是到南海买珍珠的名义。赵祯真让石全彬做钦差，他到不了邕州，路上的州县根本不会让他过，中书有可能会把他押回来。

尚方宝剑也是同样的道理，明朝之前是没有的。徐平西北为帅时的天子剑，是因为军情紧急，用来临时执行军法的，配套的是使持节，并不是借皇帝的权威来斩大将。皇帝也没有那个权威，赵祯并不能因为觉得哪个主将能干不能干，顺眼不顺眼，说杀就杀。能杀大将的，只有军法。皇帝和宰执因为私怨害人，也要借军法办事。

神宗时出现了党争，两党都想借皇权巩固自己一党的地位，就有了皇权上升。斜封墨敕横行，官员神神密密地说自己有内旨，其他人就不敢抗衡。这是党派利益与皇权相勾结夺权，到宋徽宗时达到顶点。一旦党争消失，宰相会迅速地把权夺回来。

沿边几路的安抚使，是与契丹的安抚使司对应，处理两国事务的。内地有几路常设的安抚使，则是为了剿灭境内盗寇而设，有用兵权所以称帅司。徐平正在着手削掉内地几路的安抚使司，军队不能够对内作战，境内剿灭盗贼全部归于都巡检司。

实行征兵制，百姓参军的义务是保家卫国，而不是为了保哪一家的皇位。一旦用于对内剿贼，很容易让军队在意识上产生混乱，不知道自己当兵是为了什么。另一方面，百姓会认为这支军队不是自己人，容易失去民心，战力飞速下降，制度和装备补不回来。

不管是官吏，还是将校士卒，都是从民中来的。一旦不把百姓当自己人，天下就会离心离德，什么样的制度和武器装备都不能够补救。执行制度和使用武器的，终究还是人。

安抚使到地方，不是为了监督地方官员对政策执行情况的，而是前去查民心，息民怨去的。他们无权对地方官员指手画脚，地方官员也不会理他们，无非是带了监察权，有的官员会阿谀奉承而已。这是跟钦差根本的不同，安抚使没有指挥地方事务的合法性。

郭谘是个实干型的官员，对于把事情做好很执着。到了京东路，看到地方官员对怎么方田，怎么算面积不会做，只怕就会忍不住把重心放到帮州县做事情上面。所以徐平特意提醒他，地方做得好不好，自然有中书派人去帮助，他这个体量安抚使不要去管。

正是因为郭谘对方田的算法精熟，才让他到京东路去，帮着百姓监督地方官府，不要让官吏胡来。要施政，必然会对下级官员有考核指标，会有赏有罚。人都是一样，当然是想先让上级满意，自己有功升官，百姓满意不满意是次要的。甚至有热衷仕途的官员，根本就不在意百姓的感受，自己把功劳拿到手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施行这样的政策，要派体量安抚使下去，站在百姓的立场上，对执行政策的基层官吏进行监督。确保惠民的政策，不要因为基层官吏胡来，变成害民之举。

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五代十国，残民者昌，佑民者殃的残酷事实，天下之民已经不再相信大汉建立起来的昭昭天命。政权的合法性不能来自于天，便改成了两条。一条是查治乱，用徐平前世的话说，就是经济建设，让天下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另外一条，就是得民心，让政权成为百姓精神的依靠，相信政权永远坚定地站在自己一边。

经济发展，日子越过越好，并不会自动带来人心归附。政权不能怪百姓不感恩，要知道经济繁荣是由人民创造的，而不是哪个人英明神武。在经济发展中，创造了繁荣的百姓得到的份额越来越少，他们的不满天经地义。而随着财富向少数人手中集中，投向社会生产的越来越少，治世慢慢就会变成乱世。

食利阶层靠着租和息，如果得到的收益高于生产者的利润，这些不劳而获的稳定收入从哪里来？当然还是从生产者的手中来。随着时间的发展，会越来越侵占大部分人的生产物资，甚至侵占生活物资，社会就会进入停滞。金融的病态繁荣，往往伴随着社会生产的萎靡不振，经济危机最终会消灭掉金融产业的生息能力。

徐平两世为人，除了类宗教的文明，还没有见过哪个世俗政权能够不查治乱和不得民心建立合法性。政权不查治乱，社会会自己查，最终治世越来越少，小乱变成大乱。

不同的文明，会出现不同的一些合法性的假象。比如他前世从古希腊、古罗马的文明碎片中拣出来的平等、民主、自由、法制等等，便被一些人奉为圭臬，以为有了这些，政权的合法性就坚不可摧。实际上只是建立在沙滩上的城堡，大潮一来，便消失无踪。至于多党制、议会制、总统制和君主立宪制，是更下一个层次的，合法更加脆弱。共和制和联邦制就再下一个层次，基本不会为政权提供合法性来源。这些制度，只是从文明碎片中捡出来的内容，结合各国实际，生发出来的政治结构而已。

把手段当作天然真理，最终是不会从国家发展成文明的。要么最后发展成宗教，要么就是面临不断地兴亡更替，处于不断的动荡之中。

社会主义曾经以民主为为核心建立自己的合法性来源，资本主义以自由为核心建立合法性来源，最终的结果是苏联崩溃，民主的大旗自然而然地交到了敌对阵营中去。

中国的文明，合法性的核心则是天下为公。公平、公正、公道、公开、公示、公信等等，这些跟公有关的词汇，便是文明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但最根本的，政权合法性是来自于治乱循环，来自于政权能不能得民心。天下为公，只是约束治乱，得民心采取的手段。

徐平不厌其烦地向郭谘解释着得民心的重要性，让他到地方一定要站稳立场，站在百姓的角度上，认真监督方田均税政策的执行。还告诉他，不管是兼并之家，还是自耕小农或者为人雇佣者，一样都是天下之民。对他们要从制度上示之以公，不可以有偏向。

政权没有道德倾向，既不会偏向势力人家，也不会偏向贫苦百姓。正是没有偏向，才能够向天下示之以公，建立起天下整体的道德。政权今天偏向穷人，得利的觉得这个政权拿自己当自己人，明天他变富了，又会怎么想？最终还是让天下离心离德。所以政权只要保证凭着个人努力，能够改变社会地位就可以了，不要在政策执行中偏穷人或者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