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八九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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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重回现场（第1页）

开元，全盛之日

公元713年阴历十二月一日，唐玄宗发布了改元文书，在这份被称为《改元开元之年大赦天下制》的文书里，大唐皇帝昭告天下，从此日起，年号改“先天”，第二年为“开元”元年。改元赦制以恩为主，同时加以惩罚、警告，意欲收拢各种政治、军事势力。

就在这年七月初三，玄宗先发制人，肃清太平公主集团成功。他的父亲、太上皇睿宗亦于同日归政玄宗，搬出了大明宫太极殿，搬进了百福殿。妹妹和儿子的火拼，把他推向了穷途末路。次日，他在隐退诏书中说自己放弃剩下的权力，从此“无为养志，以遂素心”，彻底退出政治舞台。至此，二十八岁的玄宗成为名实相副的帝国君主。自从710年反对中宗韦后的政变以来，他在和阴险的政治阴谋不断斗争中，成长为一位有经验的统治者。

玄宗登上承天门，向百官公卿、大唐庶民们宣布制书，大赦天下，分封王亲，奖掖功臣。年轻的皇帝表示将“当与亿兆，同此唯新”。

从武后、中宗、睿宗以来的政局变乱归于平静，一个辉煌的时代开始了。

武后时期通过科举制度选拔出来众多人才，帝国最杰出的学者和优秀的行政官僚为玄宗服务。同州刺史姚崇，提出十条改革纲领作为出任宰相的条件。这十条建议，要求皇帝个人仁爱、节俭，树立个人权威，司法上追求公平，政治上则开明有效，禁止宦官和外戚干政。寒族出身的左拾遗张九龄也给姚崇提出忠告“远诌躁，近纯厚”。这六个字堪称开元中以前的政治气象。

由此唐朝开始了一段和平繁荣的顶峰时期。开元天宝经济之盛以海内富实载入史册，是时国家粮仓储满，陈腐不可较量，私仓亦然，家家粮储“皆及数月”。整个社会物价低廉，是一个“天下无贵物”的时代。人们可以便利地周游各地，南到荆、襄，北至太原、范阳（今北京），到处都有客店，商旅行人远行千里不需要携带武器。

玄宗则是唐朝在世界主义时代最荣耀的君主，他成了一切具有浪漫色彩的事物的象征。在他统治的早期和中期，堪称是历史上最为出类拔萃的皇帝。在这个黄金时代，大唐以中国文化为主流，吸纳外部文化的精粹，形成一种开放、融合、富有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文化。据《唐六典》记载，是时与唐通使的国家多达三百个。日本遣唐使到达长安15次，东罗马帝国先后7次遣使至长安，阿拉伯帝国曾36次派使节，西域各国“入居长安者近万家”。佛教的高僧大德居住在长安的佛寺中，景教、摩尼教、祆教，在长安都有自己的寺庙。而大唐则把木版印刷术、城市规划、服装样式和诗歌传给它的邻人——中世纪的远东地区，尤其是日本、朝鲜、吐蕃和安南（今越南）。

奇珍异宝跨越大海，翻过大山而来。波斯（今伊朗）的商邸珠宝，大食（今阿拉伯）的宝石瑟瑟，西域的胡姬酒肆，在长安城随处可见。西方的宝刀良马、香料药材每天都在运往长安，长安的丝绸瓷器、技术和茶叶也在源源不断地输往西方。国际性大都市长安奇货云集、人文荟萃。《唐新语》中说，长安城里，胡人戴着汉人的帽子，汉人穿着胡人的衣衫，谁是胡谁是汉，连官府也无法分辨。外国人可以谋求官职，亦可以长期居住，胡人几乎融进了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

中亚的舞女和琴师受到热情欢迎。一位吐火罗姑娘或者粟特姑娘，用琥珀质地的杯子斟满名贵的美酒，再佐以迷人的舞蹈，招徕四方来客。许多未成名的诗人，或者等待科举的少年文人，在她们身上找到了慰藉。“细雨春风花落时，挥鞭且就胡姬饮。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胡姬美如花，当垆笑春风”，透过李白留存后世的诗歌，依然可见她们绰约曼妙的身影。

外来食品甚至深入到长安城里普通人的生活之中。在《太平广记》卷452中，记载了一个故事。一位姓郑的年轻人，清晨从情人家里返回，他所居住的里坊尚未开门，他便在一个胡饼店里歇息：

（郑子）及里门，门扃未发。门旁有胡人鬻饼之舍，方张灯炽炉。郑子憩其帘下，坐以候鼓。

译文：一个情欲得到释放的年轻人，心满意足地坐于帘下，看金发碧眼的胡人制作胡饼，可能是芝麻饼，也可能是油煎饼，静静等候大唐的黎明。

这的确是一个闪耀着黄金般光辉的时代，一个政绩彪炳、安定繁荣的时代，甚至可以说是光芒万丈的时代。

在大唐的疆域范围内，每乡都会设置学校一所，国家图书馆整理的藏书多达53915卷。史书记载，开元之时，“垂髫之倪，皆知礼让”。玄宗指令御医编辑《开元广济方》，分发各州医药学校。

这亦是一个奔放热烈的时代。每年的正月十五日上元佳节，五万盏灯轮如万花开放的巨树，数千名丽人在灯轮下踏歌，三天三夜没有间断。这是古代中国非常罕见的集体狂欢。整个开元年间，帝国的官员和百姓就在歌舞升平中度过。

唐帝国空前强大，礼仪文化隆盛，艺术家创造力旺盛，民族精力活跃。此时，宽容和昂扬，是大唐内在的精神气质。大唐成为整个东亚的制度、文化输出国。718年，日本元正天皇制定的官制、田制和税制、学制都是拷贝大唐，首都奈良则是长安的翻版。新罗同样全面接收了大唐的制度与儒学文化。长安则是一个世界性的城市。

美国学者费正清先生写道：“长安的这种布局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唐朝初期的统治是多么井井有条。宽阔壮观的市容代表了王朝的繁荣富强。中国在7世纪是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的。汉朝时中国与地中海地区并驾齐驱，而唐朝开始的1000年中，中国成为世界上最为强大、富裕和先进的国家。”

那是如20世纪的“美国梦”一般的“中国梦”时代。而这个“中国梦”的关键词就是：富裕、自由、宽容、浪漫和昂扬。

直到8世纪中期，玄宗被野心和狂妄引入歧途，他的统治以悲剧和灾难告终。

市舶使:一个海洋中国的兴起

大唐开元二年（714年），海内安宁。春天在北方边境击败了突厥入寇，盛夏季节西天竺国又遣使来献方物。在遥远的南方海滨，安南市舶使周庆立和波斯僧广造奇巧，想进献给皇帝以赞颂这番歌舞升平的景象，但当时即位才三年、正励精图治的唐玄宗却拒绝接受。

这一看起来平静的一年，却可能标志着一个重大的转移：中国的对外交通正在逐渐转向海洋。周庆立就是中国有史可考的第一位海关官员，在他之后，一个繁荣的海外贸易体系已渐渐成形。

从西域到南海

唐代的对外格局是在此前历史基础上的延续和发展。自张骞通西域以来，中国对外交通的重心长期是面向西域的陆路，尤其在西晋覆亡之后的五胡乱华时期，大量不同文化背景的胡人操着不同的语言，沿着黄沙迷漫的丝绸之路跋涉而来，其结果不仅促成商品贸易的交流，外来文化（尤其佛教）还给中国文化开辟出全新局面。与之相比，当时尚未全面开发的南方在三国孙吴时期才开始发展海外交通，受国力和技术所限，直至南朝被隋吞并，南方在对外开放程度上仍与北方相去甚远。

隋唐王室原本都出于北方豪族，定都长安也使他们无疑更注重放眼内陆亚洲；作为陆路丝绸之路终点的长安由此成为当时一座国际性大都市。那时输入的外来文明大多源出印度和伊朗，而承担这一交流职能的则主要是中亚的粟特胡商，粟特人不仅经商，由他们带来的美术、音乐等艺术也深深影响了唐人，所谓“中古三夷教”（祆教、景教、摩尼教）也通过他们而传入大唐。盛唐时代也是粟特商人两三百年来在中国活动所达到的顶点。

但一种新的趋势也在此时逐渐浮现：南方的海外贸易小传统已经开始复兴。当时闽粤一带仍被普遍视为遥远的蛮荒之地，但早在唐初武则天时期，广州已是南海边一个重要的国际商港：“广州地际南海，每岁有昆仑乘舶，以珍物与中国交市。”（《旧唐书?王方庆传》）这里说的“昆仑”，就是东南亚一带熟习水性的土著。到天宝九年（750年）鉴真途经广州时，已看到广州海面上“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聚如山。其舶深六七丈。狮子国、大石（食）国、骨唐国、白蛮、赤蛮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唐大和尚东征传》）。

因此，开元四年（716年）韶关人张九龄奏请开辟通往中原的大庾岭新路，以充分利用岭南对海外交通的优势：“海外诸国，日以通商，齿革羽毛之殷，鱼盐蜃蛤之利，上足以备府库之用，下足以赡江淮之求。”（张九龄《开大庾岭路记》）虽然其中不无文学夸张的语气，但此路辟通为“坦坦而方五轨，阗阗而走四通”的大路之后，确实极大地促进了岭南与中原的联系，重塑了岭南的商路，由此北江开始日渐繁忙，而以前通往广西的商路逐渐废弃（叶显恩等《广东航运史》），这又推动了海外贸易的发展。文献中最早可见的中国海关官员，也可以追溯到这一时期——即开元二年（714年）的安南市舶使周庆立。中唐人李肇在《唐国史补》中曾提到“南海舶，外国船也。每岁至安南、广州”，虽然著作的时代略晚，但也可见安南和广州长期是南海边的著名港口。

安史之乱（755-763年）加速了这一从西域到南海的转移过程。说来讽刺，安史之乱的两个起事者安禄山和史思明，本身都有粟特血统，但正是他们不成功的叛乱终结了粟特人在中国的活动。在长期动荡之下，驻守西域的唐军内撤勤王，西域和河西走廊落入回鹘和吐蕃势力之手，中原势力从此绝迹于中亚长达一千年之久；而没有了帝国维护陆路交通的安全，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和文化交流也就逐渐不复当年盛况，更不必说由于叛乱者的种族背景，胡人在中唐以后也遭到了中原汉人的敌视和歧视。

江淮以南的南方当时并未受战火波及，由于北方藩镇割据，唐朝中央越发依靠南方在财力和人力上的供给以支撑摇摇欲坠的帝国结构。在安史之乱结束的广德元年（763年），唐朝正式在广州设立市舶提举司，掌征收外贸商税、检查来往船只、收购专卖品。之所以设在广州，原因也很简单：自秦汉以来的数百年里，广州一直是南方海上丝绸之路的终点，正如长安和洛阳是陆路丝绸之路的终点。当时珠江三角洲尚未完全形成，珠江口的海面远比现在开阔，广州是一座海滨城市，也是南洋商舶到达中国的第一个港口。唐朝继续以一种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的态度对各种各样的外来影响兼收并蓄。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唐以后大量海外珍奇如象牙、宝石、白鹦鹉等陆续从海路输入，甚至奴隶的来源也出现了转移：早先是粟特人口贩子转运的胡人妇女，而现在则出现了南洋来的皮肤黝黑且熟识水性的昆仑奴，他们成为唐传奇中新的角色。从8世纪中叶开始，中国和世界其他部分一样经历了一个“南方化”的过程，来自南方的各种文化因素（如饮茶习俗）开始扩散和弥漫到全国，而南方的闽粤航海传统自此得以全面兴盛，逐渐取代西域通道而成为此后一千多年里中国面向世界的窗口，改变了中国的外贸结构和文化取向，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