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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我的车。”
他还是没吭声。
“恐怕她已经死了。”我说道。
“我的上帝。”他停顿了一下。“这些日子她到哪里去了?她什么时候回来的?她在你的车里干什么?”
“我认为你需要立即知道这件事,要早在报界得到消息之前。”我说道。
“没错,”他说,“这想法是明智的。”
“现在,我得去一趟停尸所。”
“停尸所?”他问道,“市里的停尸所?见鬼,为什么?”
“他们把她放在那里了。”
“那么,把她弄出来,”他说,“送她到一个体面的地方去。一个更……”
“更隐秘的地方,”我说道,“好,我去办。我该告诉你,警察话里有话——一名警察刚来过——有一些暗示……”
“什么?你对他们说什么了?什么暗示?”他听上去相当紧张。
“只是说她故意坠下桥去的。”
“胡扯,”他说,“那一定是个事故。我希望你是这样说的。”
“当然。不过,这事有目击者。他们看见……”
“她有留言吗?如果有的话,烧了它。”
“目击者有两个人:一个是律师,另一个在银行做事。她开车戴着白手套。他们看见她转动方向盘。”
“那是光线引起的错觉,”他说道,“要么是他们喝醉了。我要打电话给律师。我会处理好这事的。”
我搁下了电话。我走进化妆间:我需要穿一套黑色丧服,再带上一块手帕。我想,我还得告诉艾梅。我要说是桥出了问题。我要说是桥断了。
我打开我放长筒袜的五斗橱抽屉,里面有练习本——一共五本,是我们跟厄斯金先生读书时用的廉价练习本,用粗绳子扎在一起。劳拉的名字用铅笔写在封面上——她的笔迹稚气未脱。下面是标题:数学。劳拉讨厌数学。
我想,这是旧的课堂作业。不,是旧的家庭作业。为什么她要留给我这些东西呢?
我原本可以说到这里为止了。我原本可以选择一无所知,但我做了你也会做的事——如果你读到这里,你也会这样做的。我选择了知情。
我们中大多数人都会这样做的。不管什么事,我们都会选择知情。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免会伤害自己;如果需要,我们会把双手伸进火里。好奇不是我们唯一的动机:爱、悲痛、绝望或仇恨会驱使我们去做。我们会无情地窥探死者的秘密:我们会拆他们的信件;我们会读他们的日记;我们会翻动他们的垃圾,希望从那些离我们而去的人那里得到一个暗示、一句遗言、一种解释——他们令我们捧着口袋,而口袋常常比我们想象的要空得多。
然而,埋下这些线索要让我们意外发现的那些人是怎么了?他们为什么要费心这样做?是出于自私?怜悯?报复?还是一种简单的显示他们存在的声明,就像在洗手间墙上涂写姓名缩写一样?存在与匿名相结合——坦白却不悔过,有真相却没有后果——它自有它的魅力。用这种或那种方式,洗去你手上的血迹。
对那些留下此类线索的人来说,如果有陌生人来探问每一件和他们根本无关的事情,他们几乎难以抱怨。而且不仅仅是陌生人,还有情人、朋友、亲戚之类。我们都是窥视癖。为什么只因为我们发现了过去的事,我们就认为一切都可以随意拿取?一旦打开别人锁上的门,我们就都成了盗墓者。
然而,仅仅是锁门而已。房间和里面的东西都完好无损。如果留下东西的人想被别人遗忘,他们总是可以把这些东西付之一炬的。
[43]“卡巴莱”:一种餐馆或夜总会的歌舞表演。[44]面对音乐:英语中的习语,意为“勇于面对困难或承担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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